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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版六合皇介绍:逝世九十周年 他的绘画成就齐白石自认无法超越

2018-01-31

刚刚过去的2017年,是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(1844-1927)逝世90周年,艺术界举办了多种活动纪念他。

2017年初上海近百名政协委员为“上海吴昌硕纪念馆”选址联名提案,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(上海吴昌硕纪念馆1994年成立于浦东新区川沙镇,2010年临时租借入驻陆家嘴,后因租约问题,被租借至浦东新区金桥镇一带。该处交通不便,也无法满足展览和参观的需求)。接着是8月份,《吴昌硕印存精粹》出版,继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馆藏特展,吴昌硕的作品入列,一时观者如堵。

吴昌硕

回看百年中国画坛,吴昌硕以极高的艺术成就,享有声名。吴昌硕是我国近代集诗、书、画、印于一体的艺术大师,也是海派开宗立派的巨擘。吴昌硕曾说:“人说我善作画,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,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”。

吴昌硕早年并非一帆风顺,青少年时代曾历尽饥寒,但他对艺术的追求却从未停止,直到晚年,诗书画印方面的学识才厚积薄发,其字“昌硕”正是晚年才使用。在早期颠沛流离时,吴昌硕以治印为生,他为自己取了很多别号,比如缶庐、缶道人、苦铁、破荷亭长等,晚年更是有老缶、缶翁以及大聋等雅号。

有人说吴昌硕就像“缶”一样,能容纳很多东西,把多种艺术的精华兼容并蓄,终成为一代大师。

本期,一起来看“缶老”吴昌硕不平凡的一生。

1844年,吴昌硕出生于浙江安吉县鄣吴村。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诗人,吴昌硕从小就跟着父亲学写诗。父亲还有一个爱好,说得俗一点就是喜欢篆刻,说得雅一点儿就是有金石之好。吴昌硕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玩,也捧着刻刀跟在父亲屁股后面学。

上私塾的时候,刻刀与石头是吴昌硕最喜欢的玩具,他随身携带,片刻不离。可毕竟是一个小顽童,刀无好刀,是用大铁钉改磨而成;石无好石,有时是去河里挑选的,有时是用随手可得的古砖。

除了刻石头,吴昌硕没有别的爱好,天天躲在家里,终日与石为伴,同乡发小都取笑他像个姑娘,给他起了个外号,叫他“乡阿姐”。吴昌硕也确有名士风范,晚年为自己刻了一枚闲章“小名乡阿姐”。

14岁那年冬天,因为天气冷,手指僵硬,刻石时一不小心,刻刀深深切入了左手无名指,顿时血流如注。僻乡远村,医药不济,不但指甲脱落,手指也烂了半截,幸好没得破伤风,捡了一条命。

他自己后来回忆说:“予少好篆刻,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。”

吴昌硕生逢乱世,过早地领略了人间悲苦。

当时,太平天国崛起,江南陷入战乱之中。清军“江南大营”包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后,太平军将领在安徽芜湖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,决定“围魏救赵”。1860年,李秀成等人率兵攻克广德、宁国后,兵锋直指浙江西北部的长兴、安吉、孝丰三县,其最终目的是掳掠清兵防守空虚的湖杭等地,迫使清军分兵,以解天京之围。而吴昌硕的家乡,就在安吉县的鄣吴村。

在安吉,太平军与清兵和当地民团展开拉锯战,战况惨烈,当地民众死伤无数,吴昌硕一家亦未幸免。

吴昌硕岁朝清供图1908年作收录于《浙江四大家》(西泠印社出版社)

吴昌硕十七岁那年,跟着家人避乱于荒山野岭之中,弟死于疫,妹死于饥。18岁那年三月,吴昌硕元配章氏未及成婚便病殁。是年立秋日,母亲万氏又病殁。不久,吴昌硕与家人在逃难中失散,举目无亲,身边只带着几册书籍,时常以野菜和树皮草根充饥。

在如此险恶困苦的环境中,吴昌硕犹不忘读书、治印,19岁那年,偶得嘉庆本《高厚蒙求》一册,高兴之余,治印一方,盖于书中,以资纪念。

21岁时,吴昌硕考中秀才,但于学业方面,再无寸进。此时的吴昌硕,为了生计,走上了坐馆教书、刻印卖字的谋生道路。

29岁那年,吴昌硕在安吉城内与吴兴施酒(季仙)结婚,婚后不久,为了谋生,也为了寻师访友,求得艺术上更深的造诣,吴昌硕经常外出谋生。31岁以后,他移居苏州,广交各界英才,大开眼界之余,经济状况相较从前,稍有好转,但仍未彻底改善。

苦于前路迷茫,吴昌硕经常借画中题跋或者题诗来表达内心的忧郁。年轻时,吴昌硕即为自己取号“印丐”,聊以自嘲,还刻成自用印,时时警醒自己。

由于家境窘迫,吴昌硕四处奔波,不但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,他还常陷于躲避索债的窘境。38岁重阳节的时候,他写了一首《辛巳重阳》,诗中所述,就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在诗中他写道“去岁逃索债,今岁思莼鲈”,也就是说,上一年逃债,以至于不能回家,今年同样孤身在外,所以特别思念家乡。

诗中,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不加掩饰,“吾欲归家园,读书事耕稼,生计亦何疏,破屋荒山下。”

前路茫茫,似乎以自己的能力没有逆转的可能,只能寄由天命,“人生事由天,奚须常苦颜!酤酒篷背坐,醉看溪南山。”吴昌硕感到百无一用,只能沽酒买醉,遥看南山。同样是这一年,吴昌硕写了一首《别芜园》,在诗中他叹息道:“读书愧未成,好古竟何取?男儿好身手,何不拔剑舞?区区谋一饱,坐受众人辱”。

“坐受众人辱”一句,道出人生的无尽辛酸。此时的吴昌硕治印颇有心得,也能得人赏识,但大体上还是看人脸色行事,“众人辱”,说明被歧视的遭遇是非常广泛的,内心所受打击,恐非一般人所能知。

据吴昌硕的弟子王个簃说,39岁时,“友人替他纳粟捐个小官——佐贰”,虽然是底层吏员,但也有了一份俸禄,一家人有了稳定的收入。

这段小吏经历,于吴昌硕而言,同样是不堪回首,他曾经作诗自嘲:“达官处堂皇,小吏走炎暑。束带趋辕门,三伏汗如雨。传呼乃敢入,心气先慑沮。问言见何事,欲答防龃龉。自知酸寒态,恐触大府怒。怵惕强支吾,垂手身伛偻。朝食嗟未饱,卓卓日当午。中年类衰老,腰脚苦酸楚。”

当小吏时的吴昌硕,内心无疑是极其分裂的。

作为一个艺术家,他需要有一种超越的心态,远避俗世,在艺术的世界里手追心摹,建构自己的审美体系。但现实却是,他不得不像其他普通吏员一样,在上官面前“垂手身伛偻”,整天站立伺候上官,不得休息,因而“腰脚苦酸楚”。

师友任伯年曾经为他画了一幅画,题署《酸寒尉像》,画中的吴昌硕眉目传神,一副落魄不羁的样子。师友杨岘在画旁作了长篇题识,其中一句真切地描述了吴昌硕当时的心理状态:“老失老矣筋力衰,丑态向人苦遭弃。”

吴昌硕自己也颇为感慨,写下了一首自传性的长诗,诗中说“胡为二十载,日被饥来驱。”表明他的生活状况一直不大好,虽然未必如诗中所言,每天都被饥饿追赶,但内心为生计所苦的焦虑,应该非常真实。

在诗中,吴昌硕说自己“生计仗笔砚,久久贫向隅。”在最困难的时光里,吴家的生活与普通贫民并无区别:“我母咬菜根,弄孙堂上娱。我妻炊扊扅,瓮中无斗糈。”面对这一切,吴昌硕也只能以悲伤的态度接受,“魑魅喜弄人,郁郁悲脏腑。”

眼看将届知天命之年,仍然一事无成,“频岁涉江海,面目风尘枯。”他无可奈何,也只好与好友酒中买醉,“权作醉尉看,持杯相尔汝。”

吴昌硕篆书七言:漫写来禽方永日,好逢走马出平原。浙江省博物馆藏。

任安东县令一月便遭免职

42岁的时候,吴昌硕在一枚印章的边款上,刻字感慨,愧悔自己“功名未成”。虽然他以售印为生,但一直怀有仕进之心,总是不忘功名。

吴昌硕45岁那年除夕,在上海孤身守岁,并作《岁朝图》一张,在题跋中如是说:“己丑除夕,闭门守岁,呵冻作画自娱……予穷居海上,一官如虱。”

1899年11月,命运的转折点终于来临,据崔建明先生考证:吴昌硕56岁时经丁葆元(又说为端方)举荐为江苏安东(今涟水)县令。吴昌硕一上任即在县衙前凿深井一口,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之难。安东位于淮河地区,土地盐碱度极高,居民饱受咸水之苦,他动用“公款”凿井惹怒权贵,因此上任一月便遭免职,吴昌硕遂刻“一月安东令”之印以作纪念。

有意思的是,坊间对于吴昌硕离任县令一事,均以“无意官场,不善逢迎”为来解释,吴昌硕为吏十余载,虽苦闷懊恼,却没有离职,当上县令了忽然“无意官场”,并不太符合他的人生逻辑。以他为吏数年的经历,混迹官场并非什么难题,所以,“无意官场”这样的理由,难以成立。

以坊间“无意官场”的逻辑,吴昌硕的这个行为似乎与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类似。陶渊明之所以不为督邮折腰,不事权贵的性格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,他的祖父陶侃,曾是东晋权倾一时的大人物,曾经有意问鼎皇位。东晋重门阀,陶渊明是权贵之后,又是一时名士,小小督邮也想折辱于他,他当然不会买账。陶渊明说自己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只是名士的借口。但吴昌硕以小吏升县官,与陶渊明弃官之举,没有可比性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吴昌硕自比于陶渊明,离任之后,吴昌硕刻下“一月安东令”、“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”等印。

1890年,46岁的吴昌硕结识时任河道总督的吴大澂,甚得吴大澂器重。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初战失利后,清政府令湘军旧将吴大澂北上督师御敌。

吴大澂上奏朝廷,延请吴昌硕入其幕府“赞画军事”。虽然只是军中文职,却也为吴昌硕打开了一条狭窄的仕途通道。

内心中,吴昌硕抱有阵前建功的梦想,并在一首诗中以淝水之战中大破敌军的谢安来比拟吴大澂,而以投笔从戎的班超自况。

众所周知,清兵在甲午海战中战败,吴大澂被革职。吴昌硕因为仅仅是“赞画军事”,并未受到波及。

60岁时,吴昌硕便耳聋,治有一印,“吴昌硕大聋”,还刻了一方闲印“听有声之音者,聋!”有研究者认为吴昌硕60岁耳聋,大约是参加甲午之战时,耳朵被大炮震伤所致,但这也只是猜测,并无实据。

吴昌硕印:大聋

“三十学诗五十学画”

喜金石之道,不但浪费时间,亦耗散金钱,似乎不是耕读之家的正道,因此在专事篆刻之余,吴昌硕还勤奋学诗。

吴昌硕自称“三十始学诗,五十始学画”。此语有自谦之嫌,事实上,他的文学积累与诗歌训练都要更早一些,但偶有诗成,也只是习作而已,算不上真正的诗。

26岁时,他负笈杭州诂经精舍(清代著名书院),拜当地大儒俞樾为师,学习小学及辞章。

俞樾是清道光三十年(1850)进士,曾任翰林院编修。按照当时的习惯,人称其为“俞翰林”。从其学者甚多,在当时号称“门秀三千士,名高四百州”。

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,同时又是文学家和书法家,吴昌硕穷蹇困顿,仍然矢志于学,且想办法跟随名师大儒,这份凌云之志,远远超越了同代其他书画家,因此,吴昌硕以高年一飞冲天,绝对不是幸运这两个字所能涵盖的。

30岁时,吴昌硕再赴杭州,投身诂经精舍。

居杭求学谋教的这段时期,对于吴昌硕的艺术生涯非常重要。跟随名师,他得以学业精进;遍览名帖,他得以上追先贤;结交名士,他得以进入苏沪两地的顶级书画艺术社交圈。

当时,许多名士居苏州。比如前苏州知府吴云的居所,与俞樾家仅距百米之遥,二人晚年均闲居在家,含饴弄孙,谈文论艺,情谊甚笃。吴云在其七十大寿时,俞樾写了一联祝贺,联中自称两人为“二闲人”。

得俞樾先生亲炙,吴昌硕虽然位卑穷蹇,但诗艺有了长足的进步。34岁的时候,第一部诗集《红木瓜馆初草》辑成,存诗60多首。

37岁那年,吴昌硕到吴云的家里,给吴云的孙子当塾师,与吴云的关系更加密切,吴昌硕得吴云的教诲亦多,他的印谱《篆云楼印存》,经由吴云删削,更名《削觚庐印存》。吴昌硕在这本印谱中写道,与吴云“情甚笃。”在吴家,他得以“纵观法物、古书,摹印作篆,觉有寸进。”

正因为有大儒为师友,加上自己勤奋苦学,在写诗方面,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信。对于自己的诗学成就,他颇为自得。43岁时,写了一首《赠内》诗,送给自己的老婆,自夸道:“平居数长物,夫婿是诗人”。

在姑苏期间,吴昌硕的另一大收获,是结识了杨岘。吴昌硕几次三番欲师之,但杨岘力拒,二人以兄弟相称。

杨岘曾为曾国藩、李鸿章幕僚,出任过常州、松江知府,名重一时,其隶书也独步海内。吴昌硕的《削觚庐印谱》刊行,杨岘帮他写了许多题跋,有了这些名士硕儒的“加持”,吴昌硕在士人群里日益获得尊重。

关于吴昌硕师从任伯年的故事,坊间流传的版本源出于吴昌硕的儿子吴东迈,他说吴昌硕喜爱画画,但苦无师承,后经友人高邕之介绍,认识了任伯年。任伯年也频有画声,且授徒有方,让吴昌硕随手涂抹,即看出他的绘画潜质,给了吴昌硕一些梅竹稿让其临摹,并对他说:“你是能书的,不妨以篆隶写花,草书作干,变化贯通,不难得其奥诀。”

任伯年为吴昌硕画的《酸寒尉像》,浙江省博物馆藏。

除了跟从任伯年学画,吴昌硕自己还师法古人,经常观摩古画,从中悟出属于自己的心法。

在与顾麟士的通信中,他自称“弟画无师承,且有粗犷之气,欺东人而已,良用深媿(愧),望时时有以教之。”

有时,他人求画,盛情难却,吴昌硕也会请别人代为画一部分,自己再补一部分,共同完成一幅画作。在给顾麟士的另一封信中,他写道:“前松江府陈太遵命作《峰泖宦隐图》,弟告以不能画山水,而太尊必强之,不得已,求兄起一草稿,弟当依样图之,然只须粗疏笔法,若细腻者,弟又不能学步矣。”

吴昌硕对任伯年非常敬佩,曾说“伯年先生画名满天下,予曾亲见其作画,落笔如飞,神在个中,亟学之,已失真意。难矣!”他对任伯年的敬爱之情,溢于言表。

吴昌硕印:安吉吴俊章

晚年成大器东瀛传威名

吴昌硕走上人生巅峰是在晚年。吴昌硕墓志铭里,友人这样描述他的晚年境况:“晚岁转客沪上,艺益进,名益高。日本人士争宝其所制,挹其风操,至范金铸像投置孤山石窟,为游观胜处。前此遇中国名辈所未有也。”

1913年,70岁的吴昌硕在上海刻下“缶翁”“无须吴”“七十老翁”等印。这年重阳节,西泠印社经十年准备,订立社约,正式成立,大家公推吴昌硕为第一任社长。1914年9月,由日本友人白石六三郎发起,在六三园剪淞楼上为吴昌硕举办首次个人篆印书画展。上海商务印书馆也辑集了吴昌硕所作花卉20幅,编印《吴昌硕吴昌硕花卉画册》出版。这一年,新成立的上海书画协会,亦公推吴昌硕为会长。

吴昌硕一时成为海上画家的代表人物。当时,吴昌硕收有多名日本学生,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日本宣传吴昌硕的印、书、画,吴昌硕独创的以上古鼎拓为底,上面插绘花卉图案的绘画新样式,古意盎然,在日本受到广泛追捧。

吴昌硕77岁那年,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《吴昌硕画谱》,随即在日本长崎首次展出吴昌硕书画,长崎双树园刊行《吴昌硕画帖》。

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,非常崇拜吴昌硕,造吴昌硕半身铜像并转赠西泠印社,成为当时上海书画界的头号新闻,吴昌硕一时风头无两,成为海内第一画家。

随着吴昌硕成为中国画界的高峰,日本东京致敬堂出版了《吴昌硕书画谱》,大阪也举办了吴昌硕书画展,吴昌硕以“书、画、印、诗”四绝的大师风采,在大阪的高岛屋得到隆重推介,吴昌硕书画风靡扶桑,许多日本艺术爱好者纷纷仿效吴昌硕。在日本的知名拍卖行里,吴昌硕作品成为最受追捧的艺术品。

吴昌硕在画坛的地位,登上顶峰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吴昌硕“暴红”东亚的时候,齐白石正处于艺术的苦闷期。齐白石后来委托胡鄂公(1884—1951,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之一,与齐白石是挚友)请吴昌硕为他写“润格”。“润格”,就是画的价格,可以自订,也可以由艺术界前辈耋老来代订。齐白石当时尚属不知名画家,而吴昌硕声名正隆,被日本画界誉为“嘉道一人”。因此,求请吴昌硕写“润格”,除了有熟人相托、奉上润笔之资而外,求请之人还要写封信,表明自己的心迹。

据说,齐白石奉上一首诗:“青藤雪个远凡胎,老缶(吴昌硕的号)衰年别有才。我欲门下为走狗,三家门下转轮来。”诗意诚恳,打动了吴昌硕,吴昌硕亲撰“润格”,并写下了几句颇含嘉许之意的话,大意是齐白石于京城画声隆显,求画者络绎不绝。而事实上,齐白石方到京城,画风与京城流行样式大为不同,门可罗雀。

吴昌硕为齐白石订出的润格不低:4尺12元,5尺18元,六尺24元,8尺30元,册页折扇每件6元。虽然这个价格连同期吴昌硕润格的一半不到,但已经大大地抬升了齐白石的画价。

1922年,经陈师曾推广运作,齐白石的画作在日本突然受到追捧,不仅画价大大提升,卖画的盛况真的像吴昌硕所说的那样“求者踵相接,更觉手挥不暇”。1931年齐白石自订润格,花卉作品4尺20元,8尺72元,扇面2尺10元,仍只及吴昌硕1922年润格的一半多一点。

1924年左右,齐白石在北京红透半边天,吴昌硕听闻后,传出一句“北方有人学我皮毛,竟成大名。”齐白石于是治印一方“老夫也在皮毛类”,意在自嘲。其实,这是石涛诗中的一句,其原诗为:“书画名传品类高,先生高出众皮毛。老夫也在皮毛类,一笑题成迅彩毫。”

齐白石对石涛顶礼膜拜,也写过一首和诗: “三丈芭蕉一万株,人间此景却非无。立身误堕皮毛类,恨不移家老读书。”当然,齐白石此印或许有他意,也未可知。

齐白石成名后,不再提与吴昌硕的画学渊源。晚年在他的自传里,只说陈师曾“劝我自创风格,不必求媚世俗,变通画法,这话正合我意,自创红花墨叶一派。”而对于陈师曾劝他改学吴昌硕风格、开辟自己的新风格之语,就绝口不提了(齐白石的红花墨叶正是学的吴昌硕)。

尽管如此,齐白石对吴昌硕仍然未失尊敬,据说他晚年曾私下对老友胡佩衡说,自己在绘画上的成就无法超越吴昌硕。